1955年4月3日，北京饭店，公安人员带走了正在北京的潘汉年。消息传开后，许多人难以相信：这个曾长期负责隐蔽战线工作的老同志，怎么会成为被捕对象？ 潘汉年不是普通干部。他早年从事左翼文化运动，抗日战争时期进入情报战线，长期与敌伪、国民党方面周旋，搜集过不少重要情报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担任上海市副市长，后来任上海市委副书记，在党内和政界都有相当分量。 案子的关键，不在一纸口供，而在一场发生于1943年的秘密会面。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，上海、南京一带的敌伪机构盘根错节。潘汉年负责的工作，常常需要接触身份复杂的人物，其中包括李士群、胡均鹤等人。 李士群早年参加过革命，后来叛变，成为汪精卫政权“七十六号”的重要头目。胡均鹤也有相似经历，曾经脱离组织，先后在不同势力之间活动。这样的人不值得信任，却可能掌握敌伪内部的关键情报。 情报工作往往没有干净利落的选择。一个叛变者手里的消息，可能关系到根据地是否遭到突袭；一次秘密接触，也可能同时带来暴露危险。潘汉年看中的，正是这些人的内部关系和活动渠道。 1943年，李士群方面传出消息，日军可能对新四军根据地实施大规模“扫荡”。为了核实情报，潘汉年通过胡均鹤继续进行联络。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，胡均鹤提出，可以安排他与汪精卫见面。 这一步，风险陡然升高。 汪精卫是南京伪国民政府的核心人物。无论会面目的是什么，党内纪律和政治影响都决定了此事不能由个人擅自处理。潘汉年后来确实在南京见到了汪精卫，时间是1943年4月。 据后来审查材料，潘汉年并非去投靠汪精卫，而是试图摸清对方的政治态度，并劝其脱离日本控制。但汪精卫并没有接受这类劝说，反而鼓吹由他主持所谓“联合政府”，还对共产党提出了带有收编性质的主张。 潘汉年当场拒绝。 会面没有达成任何政治结果，却留下了一个致命问题：如此重大的接触，为什么没有及时向中央完整报告？ 当时，国民党方面很快得知潘汉年与汪精卫接触的传闻，并借机指责共产党“通敌”。由于缺乏确切证据，新四军方面曾对外否认相关说法。毛泽东当时也倾向于认为，这是国民党散布的攻击。 有意思的是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。真正改变案件走向的，是1954年高岗、饶漱石事件之后，党内对历史问题和隐蔽战线纪律的重新审视。 1955年，胡均鹤在组织审查中交代了自己过去的经历，也说出了潘汉年曾由他安排与汪精卫见面的事实。这份材料使多年流传的传闻有了当事人的证词，潘汉年面临的就不再是“是否有过会面”，而是“为何隐瞒、是否越权、是否造成严重后果”。 毛泽东一度等待潘汉年主动说明情况。可是，潘汉年没有立即把这段经历完整交代出来。后来陈毅询问时，他才承认确有其事。 据有关回忆，陈毅曾为潘汉年解释，希望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出发处理此案。毛泽东的态度却已经发生变化，并对陈毅说：“潘汉年，此人已不可信任。” 这句话的重点，未必等同于认定潘汉年就是汉奸，而是说明政治信任已经出现裂痕。对于一个掌握大量秘密、又长期以灵活手段开展工作的情报干部来说，隐瞒一次关键接触，后果尤其严重。 李克农等情报工作负责人曾提出不同意见。他们认为，党在战争年代确实有过利用悔过人员、敌伪内部人员获取情报的做法；潘汉年接触李士群、胡均鹤，也有情报上的现实目的，所获信息曾发挥作用，不能简单按投敌论处。 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，功劳不能自动抵消纪律问题。潘汉年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，案件性质被认定为重大政治错误。关于是否判处死刑，毛泽东明确表示不主张杀他，认为保留这个案件，能够给后来的人以警示。 潘汉年此后长期失去自由。1977年4月14日，他在湖南衡阳病逝，未能亲自等到案件获得彻底纠正。1979年以后，中央开始重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，潘汉年案也被重新审查。 1982年，中共中央作出结论，撤销原判，恢复潘汉年的名誉，确认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对党的隐蔽战线工作有重要贡献，同时对1943年会见汪精卫及未及时报告等问题作出历史分析。这个持续二十多年的案件，至此有了正式结论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