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8年，北京，周恩来正在听取北京市工作汇报。北京市负责人吴德提出，市里需要一位熟悉原有情况、又能团结干部的同志协助工作。周恩来思索片刻，说：“万里同志政治上没有什么问题，对北京市的情况也熟悉，我明天请示毛主席。” 这句话背后，牵动的是一位长期处于复杂处境中的老干部，也是一段特殊时期对干部能力与政治表现的重新判断。 第二天，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让万里出来工作的请求。毛泽东问起万里的经历，周恩来说到人民大会堂和北京城市建设，毛泽东随即表示：“他是个人才，应该出来工作。” 这句评价并非偶然。早在1959年，人民大会堂建成前后，万里已经凭借组织大型工程的能力，给毛泽东留下了较深印象。 人民大会堂从1958年10月动工，到1959年9月竣工，前后仅用了十个月左右。工程规模大，工种复杂，设计、施工、材料供应都必须紧密衔接。万里作为具体负责者，不只是坐在办公室听汇报，而是从总体规划到现场施工，多次协调各方面力量。 1959年9月9日凌晨，毛泽东视察人民大会堂，万里陪同并汇报工程情况。毛泽东得知工程进展后，曾用“日行万里”打趣万里的名字。这个细节流传下来，更多体现的是对工作效率和组织能力的认可。 人民大会堂的名称，也是在这次建设过程中确定的。有人提出过“人民宫”，也有人建议称为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堂”。毛泽东认为前一个名称带有旧式宫殿色彩，后一个名称过长，最后确定使用“人民大会堂”这一称呼。 万里并不是从城市建设起步的专业技术干部。1953年调到北京后，他先后在国家建筑工程部门和城市建设部门任职，此前大部分革命工作经验来自农村和地方。面对完全陌生的领域，他采取的办法很实在：多调查，多请教，不凭印象作决定。 从1953年到1957年，在苏联专家和国内工程技术人员协助下，万里深入多个城市调研，参与太原、西安、兰州等城市总体规划工作。他主张城市建设应当实行统一规划、统一建设、统一管理，避免各自为政和重复建设。这种思路，后来成为新中国城市建设管理中的重要原则。 值得一提的是，万里抓工作有一个明显特点：不满足于听“形势大好”，而是追着问题问。北京城市管理一度存在不少积弊，他重新推动城市建设总体规划，组织召开城市建设和管理会议，试图让城市发展重新回到有规划、有秩序的轨道上。 他的这种工作方式，在1975年调任铁道部部长后再次显现。万里此前没有铁路系统任职经历，可他到任后没有长时间熟悉情况才行动，而是迅速下基层、查运输、看设备、听干部汇报。 1975年1月28日，万里向邓小平汇报铁路情况时，直接指出运输生产下降、事故增多、机车车辆损坏严重，以及部分枢纽堵塞等问题。邓小平提出铁路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，完善干部管理和规章制度，并要求“不能拖，不能等”。 万里回到铁道部后，立即组织研究整改措施。铁路运输牵涉国民经济各个方面，整顿阻力很大，责任也重。正因为他敢于把问题摆到桌面上，才有了推动铁路系统整顿的切入口。 到了1977年，万里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。安徽是农业大省，也是革命老区，农村问题集中而复杂。他到任后很快下基层，尤其重视普通农民和老红军家庭的实际生活，不把调查停留在会议材料上。 在金寨等大别山老区，万里走访老红军和烈士家属，看到一些家庭生活困难，便要求采取措施予以救助，同时组织整理革命斗争史，筹建纪念设施。对他来说，照顾老区并非一般性的慰问，而是对革命牺牲者及其家属应尽的责任。 万里对子女也有类似要求。1962年，他把长子安排到河南农场参加劳动，没有让孩子凭家庭条件选择轻松岗位。他告诫孩子，劳动不是丢人的事，只有真正接触土地和生产，才能知道群众的生活是什么样。 1993年，万里从领导岗位退下后，给自己定下几条规矩：不参加剪彩和奠基活动，不担任名誉职务，不为文章题词作序。他并非不关心国家事务，而是不愿在离开岗位后继续干预日常工作。遇到有关方面征求意见，他仍然直截了当地谈看法，但把决定权留给在职同志。 周恩来在1968年提出让万里出来工作，毛泽东称他“是个人才”，并不是对某一项工程的单独肯定，而是对其长期工作作风、处理复杂事务能力和面对问题态度的概括。人民大会堂只是一个切入口，真正被看重的，是万里在关键岗位上能够把事情接过来、沉下去、办成它。 特别